Wednesday, March 2, 2011

【China AIDS:6300】 Fwd: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呼吁河南当局珍视输血艾滋病受害人权利,停止一切监控和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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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Wan Yanhai <wanyanhai2010@hotmail.com>
日期: 2011年3月3日 上午11:26
主题: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呼吁河南当局珍视输血艾滋病受害人权利,停止一切监控和骚扰
收件人: china_hiv_aids_cbo_network@googlegroups.com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呼吁河南当局珍视输血艾滋病受害人权利,停止一切监控和骚扰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133日发布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震惊地获悉,河南省郑州市输血艾滋病受害儿童家长孙亚再次受到地方公安部门的骚扰和监控。根据孙亚先生33日凌晨发布的一则消息,32号下午六点后,街道办事处的人员登门拜访了两趟,同来的还有派出所的指导员和片警。他们要求孙亚先生别在两会期间去北京,但却不提出解决当事人诉求的意见。

 

20028月,孙亚的孩子在中国最好的口腔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做口腔手术,手术前各项检查正常(包括艾滋病病毒抗体阴性),其后,孩子接受输血和手术。200311月,孩子因严重的肺部感染,被确证为艾滋病晚期。经在医院治疗6个月,病情稳定后,在家休养至今。

 

当事人在法庭上败诉,通过上访至今无结果,却迎来了警察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反复骚扰。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呼吁河南当局立即停止对孙亚及其家庭的一切骚扰和监控行动。我们呼吁河南当局立即停止对所有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人员及其家庭的骚扰、监控甚或软禁行动。我们同时呼吁河南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输血艾滋病受害人田喜。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目前存在着因采血(血浆)、用血(血制品、血液成分)感染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共四种情况。包括卖血、输血、使用血制品及成分血:

 

第一、卖血感染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的情况。 20021226,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卫生部长张文康表示,“1995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村供血浆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目前发病和死亡病例已相继出现,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造成不良影响。(《健康报》,20021227)。

 

第二、我们了解到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的情况。具体出现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山西省(新绛县、夏县、大同市、闻喜县)、陕西省(西安市)、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武安市、沙河市)、河南省(郑州市、安阳市、驻马店地区、商丘市、开封市、南阳市、鹤壁市、信阳市、周口市、新郑市、巩义市、焦作市、长葛市)、湖北(襄樊市)、湖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广东省、浙江省、江西省和深圳市。他们/她们中的一些人当年输过血或用过血制品,现在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

 

第三、我们了解到的血友病人在使用凝血因子过程中感染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的情况。据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一位负责人说,该厂大约生产了二十万瓶药物,有一万多客户购销,导致使用该厂凝血因子的血友病患者感染。现在已经发现感染艾滋病患者64 名。已知死亡4人。感染者主要分布在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苏州、重庆等地,其中不少患者家属及小孩也被感染其 HIV病毒。

第四、我们了解到的单采血浆导致使用成分血进行治疗的病人感染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的情况。已有案例表明确有部分成分血的使用者被感染艾滋病或病毒性肝炎( 2002年一位患者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治疗被感染),而现在的血站仍然不能在技术和管理上确保对这部分成分血采集的安全性。

 

我们重申中国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群体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通过的下列意见:

1、由卫生部门组建一个委员会,专职于血液感染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各项工作的调查,充分了解疫情,制定相应措施。建议该委员会应当由法律工作者、相关受害者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2、卫生部门采取主动行动,通过新闻媒体和个人通知,主动通知当地在 1987-2005年期间输过血或用过血制品的所有人,告知他们/她们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的危险性,建议他们/她们自己自愿去卫生部门进行艾滋病病毒感染和病毒性肝炎检测;卫生部门在进行相关艾滋病病毒检测工作中,不应强迫进行检测,不应泄露当事人隐私。检测应该是免费的。

3、无论输血者或用血制品者是否存活,卫生部门都应建议他们/她们的配偶/性伴和孩子接受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检测。

4、卫生部门把检测结果告诉输血或用血制品者、配偶或伴侣、孩子,并向公众公布输血或用血制品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5、卫生部门对上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毒性肝炎患者提供必要的救治和救助。

6 根据传染病法和刑法相关条款,追究相关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血站、生物制品厂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Sent: Wednesday, March 02, 2011 1:43 PM
Subject: [联席会议]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我叫孙亚,是一名输血感染艾滋病儿童的家长。

几年来一直在向各级政府反应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

去年12.1期间,我和诸多艾滋病患者在北京到卫生部要求国家承认输血感染艾滋病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故,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了我们病友在治疗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落实国家相关艾滋病救助政策。

时间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期间我们又数次到郑州市政府反应情况,可总是见不到领导,好不容易见到的接待人员总是说要汇报,在研究,需要时间。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

汇报、研究、需要时间!相关政策4年前已经出台了,当初制定政策的时候想到过要执行吗?现在已经是我们郑州的病友们向有关方面提出诉求的第四年了,现在还需要时间!

今天32号,下午六点后,办事处的人员登门拜访了两趟,同来的还有派出所的指导员和片警。他们劝我能不能不去北京,或者过一段时间再去。

我问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去北京?他们说:他们也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但他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领导有领导的想法,站的高度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

领导这个时候出面了,为什么这个时间对领导来说很重要,我真的不明白!

我想我们也不必明白这些!既然领导想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解决问题?除了再上北京,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劝阻不成,片警就开始做笔录,说是按程序对我进行告知:如果到北京非法上访要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

我表示按程序办的事情,我配合,我也会按程序办事。

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区疾控中心的领导再次来到家中,虽然事前我们进行过沟通,他们还决定派人一起进京,此时却又犹豫再三地要求能不能晚一天再去!

一天!四年艰辛和努力,得到的只是无尽的等待和失望,一切会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改变吗?

请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孙亚

                                              2011-3-2

 

 

我的诉求:

 

关于孙亚家庭情况的说明

我叫孙亚。

20028月,我的孩子在北京做口腔手术,手术前各项检查正常(包括HIV抗体阴性),其后,输血手术。200311月,孩子因严重的肺部感染,被确证为艾滋病晚期。经在医院治疗6个月,病情稳定后,在家休养至今。

根据艾滋病的传播机理,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孩子患病是这次输血和手术造成的,因此将北京手术的医院和提供血液的血站告上法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北京两级法院无视我们所掌握的充分证据(没有任何人对我们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提出任何异议),却以被告所提供的所谓的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血液已经过检测合格的检测报告的复印件为证据,判我们败诉。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甚至没有得到被告一个字的道歉和同情!

为此,我们前后10多次到北京。我们要求北京中级人民法院重申此案,我们要求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我们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但三院对我们提出的质疑都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只是反复以保护所谓的“献血人”的隐私为由,拒绝我们要求对被告证据原件进行质证的合法要求。面对被告提供的存在时间先后顺序悖论的证据,办案的各级法官、检察官总是对我们说:你们要相信司法是公正的,不过事实公正和司法公正有时会有一定差距的。我回答他们:我们正是因为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多年以来,才一直努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我反问那些法官和检察官:根据我们的证据判我们胜诉,难道司法就不公正吗?法律在你们手中,一个患病的儿童竟然讨不回公道! 你们能告诉我这结果公正吗?

为了给孩子讨回公道,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向上反映和申诉了。

目前,孩子因病在家,由于并发症的影响,孩子几乎每天都会无意识地摔倒几次,因而无法上学,加上每天严格的吃饭、吃药、喝水等作息时间表,我们做父母的现在只能被迫在家全天候照顾孩子。

虽然国家从2003年开始对艾滋病病人有各种各样的医疗救治政策,但我们孩子只是从2006年开始才有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免费抗病毒治疗;2008年开始,孩子加入城镇居民医保,但无法解决孩子的门诊治疗费用,住院报销的比例也非常低;至于有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的全免费机会性感染治疗,只是在我们进行了两年时间的争取下,于20096月按每月390元的标准补发了两年的费用。而现在,孩子每月仅固定的药费支出就近2000多元,几年来为了给孩子治病,我们花光了仅有的一点积蓄,仅现在保存的各种医药费单据就高达13万多元(其中仅抗病毒药物的费用就高达2万多元),大多数费用都是亲友接济的。

现在我家早已负债累累,2008年起我们全家吃城市低保,完全靠亲友接济生活,难道我们全家从此只能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之下吗?我们国家领导人不是说: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吗?小青菜都23元一斤,这点钱我们全家还能生存吗?我们就这样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吗?

即使是在如此的艰难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政府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和依靠。近年来,我们联系病友反复到政府部门反应病人们的疾苦,希望政府能根据国家政策,解决病人实际困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然而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如果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的话,我们将何以生存?

现在,照看孩子、教育孩子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如果说孩子的生存长度有限,我们做家长的有权利和义务提高孩子的生存质量,孩子目前的癫痫始终不能很好的控制,极大地影响了孩子的生存质量,是我们全家沉重的精神负担,始终让我们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们全家已经日暮途穷,朝不保夕。希望领导能考虑我家的实际情况,解决我们家的生活困难:

1、          解决孩子今后的治疗问题

2、          解决历史医药费问题

3、          执行民政部民发(200926号文件

4  提供我们家庭本地平均工资水平的收入或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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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IDS:6299】 公安机关非法扣押成瘾者钱财 当事人不懈上访维护权益

公安机关非法扣押成瘾者钱财  当事人不懈上访维护权益

 

20068月,云南某市成瘾者李勇(化名)因吸毒被当地公安机关处予强制隔离戒毒,同时扣押李勇随身现金1970元,并给李勇开具了一张扣押物品清单,随后李勇被送至当地强制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因戒毒所环境特殊,在戒毒过程中,李勇所持有的扣押清单遗失了。


200812月,李勇向公安机关索要自己之前被扣押的钱,并说明扣押清单已经遗失。可让李勇意外的是,公安机关居然告诉李勇,那钱已经被视为毒资没收了,李勇疑惑不解,当时只是扣押,没说没收啊,怎么现在就没收了?而且如果是没收,按照办案程序,自己应该持有一份罚没单据,可自己从来没看见过,也没人告诉过自己那钱被没收。李勇当即提出质疑,要求公安机关出示罚没依据,该公安机关随即向李勇出示了一张罚没清单,上面还有李勇的签名及一个模糊得无法辨认的拇指捺印。李勇一看,立即大呼,这不是他的签字,更不是他的捺印,这是伪造的,李勇要求让自己复印一份,以用于技术鉴定,可被当场拒绝,理由是,已经给过李勇一份了,不再重复给。


李勇此时已认定,公安机关想私吞自己的钱,随即向公安信访部门提出控诉,可得到的答复却是,此钱已被公安机关没收,证据确凿,不予受理。


李勇无奈之下,向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工作人员反映了此事,希望能得到法律援助。随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一路协助李勇多方上访投诉。


20095月,在爱知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李勇向州公安局信访办提出控诉,要求给自己一份罚没清单,同时要求对罚没清单作技术鉴定。可得到的答复是,经鉴定和调查,该签字和捺印确系本人签署,同时,该罚没清单已经给过一份,因此驳回控诉,维持地方公安局的意见。


李勇不服,于20099月,向云南省公安厅再次提出控诉,可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不予支持诉求。


李勇依旧没有泄气,接着向州人民政府提出信访复查申请,但得到的答复依然让李勇不解,州政府认为此前州公安局已经做出回复,所以不再进行复查。


虽然屡诉无果,但李勇坚持认定那一份罚没清单不是自己所签署,于200912月向当地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给自己一份罚没清单,可答复还是,李勇提出的诉求不再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内,不予公开。李勇认为这个回复不合理,一纸诉状把当地公安局告上法庭,可法院的判决依然是驳回诉求。


李勇不服判决,于20106月,再次向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可结果还是让李勇再次失望。同年8月,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并把此判决立为终审判决。


此时,李勇近乎绝望了,但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没签署过任何罚没清单,公安机关收缴自己的钱属非法行为。最后,在多方控诉无果的情况下,李勇决定利用网络实名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诉求。正当爱知行准备协助李勇向网络公开诉求之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20112月,李勇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要求其前往公安局信访办,解决持续了2年之久的维权控诉,李勇来到公安局,在签署了一份保证不再上访的协议书之后,从信访办民警手里领会了自己被扣押了4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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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IDS:6310】 Fw: [AIDS INDIA] Three Thousand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supporters protest march in Delhi with a Plea to the Indian Government on 2nd March against EU-India Free Trade Agreement

 
----- Original Message -----
Sent: Thursday, March 03, 2011 3:34 AM
Subject: [AIDS INDIA] Three Thousand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supporters protest march in Delhi with a Plea to the Indian Government on 2nd March against EU-India Free Trade Agreement

 

Three Thousand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supporters protest march in Delhi with a Plea to the Indian Government:

TRADE AWAY OUR LIVES IN THE EU-INDIA FREE TRADE AGREEMENT"

New Delhi, 2 March 2011 – More than two thousand people living with HIV from across India and Asia marched to Parliament Street in New Delhi today alongside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Health. They urged the Indian government to stand strong amid pressur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EU) to accept provisions i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hat would restrict access to affordable medicines. The sensitive negotiations are taking place in Brussels today.

We all rely on affordable medicines made here in India to stay alive," said Nepal-based Rajiv Kafle of the Asia Pacific Network of Positive People.  "We don't want to go back in time, to when our friends and loved ones just died because they couldn't afford the medicines they needed.

We are taking to the streets today, and many of us have come to Delhi to send a very simple message to the Indian government: Don't trade away our lives in the EU-India FTA.�

The EU is pushing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provisions in the FTA that exceed what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require.  The most damaging measure to access to affordable medicines is so-called 'data exclusivity,' which would act like a patent and block generic versions from the market, even for drugs that are already off patent, or do not merit a patent to begin with under India's strict patent law. The EU continues to claim – falsely – that these provisions will not harm access to medicines.

Data exclusivity has proven to be damaging to public health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said Anand Grover,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Health.  "It would be a colossal mistake to introduce data exclusivity in India,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depend on the country as the 'pharmacy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ffordable medicines produced in India have played a major role, for example, in scaling up HIV/AIDS treatment to more than five million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ia was able to produce more affordable versions of medicines patented elsewhere because it did not grant patents on medicines until 2005, whe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ules required it to do so.  But when India designed its 2005 patent law, it prioritized public health over company profits, limiting patents to drugs that are new, and not just improvements of older medicines.

India's patent law has long annoyed multi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Novartis and Bayer have even tried to overturn the law in the courts," said Loon Gangte, of the Delhi Network of Positive People.  "Having failed so far, companies have now lobbied European governments to take up their fight for pharmaceutical profits. But we're in this fight for the long haul and will resist any threat to our access to medicines whatever shape or form it comes in.�

The fact that India does now grant patents on medicines is already having a chilling effect on generic production.  Several newer medicines to treat HIV, hepatitis-C and cancer have already been patented in India and their more affordable generic versions cannot be produced for several years to come.�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get generic versions of treatment for hepatitis-C that affects people who currently and formerly used drugs and many people living with HIV because the medicine is patented in India," said Abou Mere of the Indian Drug User's Forum (IDUF). "And I don't know any one of us who can afford the Rs. 7 lakhs (over US$15,000) it costs in India for the full treatment."

The IP provisions the EU is pushing would make this difficult situation significantly worse, by imposing even more restrictions on the production of affordable generic medicines in the fu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TAs can undermine the right to health in many ways.  For example, tobacco companies are using FTAs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investment chapters to sue governments directly for their efforts to bring in measures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

"As we speak, Philip Morris is using the Switzerland-Uruguay trade agreement to sue Uruguay for its decision to introduce larger and more graphic health warnings on cigarette packs," said Y.K. Sapru, of the Cancer Patients Aid Association, which has long advocated for tobacco control measures in India.  "The Indian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hould wake up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is also under attack in these FTAs.�

What the EU wants with this FTA places trade interests over human rights and, in effect, may not be complia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concerning the right to health," added the Special Rapporteur.  "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draft FTA should be urgently reconsidered.�

Contact:� Sheila Shettle:� +91.98.7180.0723  �Shailly Gupta: +91.98.9997.6108

In Solidarity
Manoj Pardeshi
National Coordinator, 
International Treatment Preparedness Coalition-India  (ITPC-India)
Board Member, 
Network Of Maharashtra By People Living With HIV (NMP+)
401 Ganga Prestige Arcade, Laxmi Road, 612 - A, Nana Peth, 
Pune, Maharashtra , India, Pin 411 002
Phone - +91 20 2633 6083 or 84 or 87
Cell - + 91 9923 797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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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IDS:6305】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我叫孙亚,是一名输血感染艾滋病儿童的家长。

    几年来一直在向各级政府反应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

去年12.1期间,我和诸多艾滋病患者在北京到卫生部要求国家承认输血感染艾滋病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故,也到国家信访局反映了我们病友在治疗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落实国家相关艾滋病救助政策。

    时间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期间我们又数次到郑州市政府反应情况,可总是见不到领导,好不容易见到的接待人员总是说要汇报,在研究,需要时间。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

    汇报、研究、需要时间!相关政策4年前已经出台了,当初制定政策的时候想到过要执行吗?现在已经是我们郑州的病友们向有关方面提出诉求的第四年了,现在还需要时间!

    今天32号,下午六点后,办事处的人员登门拜访了两趟,同来的还有派出所的指导员和片警。他们劝我能不能不去北京,或者过一段时间再去。

    我问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去北京?他们说:他们也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但他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领导有领导的想法,站的高度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

    领导这个时候出面了,为什么这个时间对领导来说很重要,我真的不明白!

    我想我们也不必明白这些!既然领导想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解决问题?除了再上北京,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劝阻不成,片警就开始做笔录,说是按程序对我进行告知:如果到北京非法上访要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

    我表示按程序办的事情,我配合,我也会按程序办事。

    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区疾控中心的领导再次来到家中,虽然事前我们进行过沟通,他们还决定派人一起进京,此时却又犹豫再三地要求能不能晚一天再去!

    一天!四年艰辛和努力,得到的只是无尽的等待和失望,一切会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改变吗?

    请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孙亚

                                              2011-3-2

 

 

我的诉求:

 

              关于孙亚家庭情况的说明

    我叫孙亚。

        20028月,我的孩子在北京做口腔手术,手术前各项检查正常(包括HIV抗体阴性),其后,输血手术。200311月,孩子因严重的肺部感染,被确证为艾滋病晚期。经在医院治疗6个月,病情稳定后,在家休养至今。

    根据艾滋病的传播机理,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孩子患病是这次输血和手术造成的,因此将北京手术的医院和提供血液的血站告上法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北京两级法院无视我们所掌握的充分证据(没有任何人对我们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提出任何异议),却以被告所提供的所谓的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血液已经过检测合格的检测报告的复印件为证据,判我们败诉。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甚至没有得到被告一个字的道歉和同情!

为此,我们前后10多次到北京。我们要求北京中级人民法院重申此案,我们要求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我们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但三院对我们提出的质疑都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只是反复以保护所谓的"献血人"的隐私为由,拒绝我们要求对被告证据原件进行质证的合法要求。面对被告提供的存在时间先后顺序悖论的证据,办案的各级法官、检察官总是对我们说:你们要相信司法是公正的,不过事实公正和司法公正有时会有一定差距的。我回答他们:我们正是因为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多年以来,才一直努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我反问那些法官和检察官:根据我们的证据判我们胜诉,难道司法就不公正吗?法律在你们手中,一个患病的儿童竟然讨不回公道! 你们能告诉我这结果公正吗?

    为了给孩子讨回公道,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向上反映和申诉了。

    目前,孩子因病在家,由于并发症的影响,孩子几乎每天都会无意识地摔倒几次,因而无法上学,加上每天严格的吃饭、吃药、喝水等作息时间表,我们做父母的现在只能被迫在家全天候照顾孩子。

    虽然国家从2003年开始对艾滋病病人有各种各样的医疗救治政策,但我们孩子只是从2006年开始才有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免费抗病毒治疗;2008年开始,孩子加入城镇居民医保,但无法解决孩子的门诊治疗费用,住院报销的比例也非常低;至于有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的全免费机会性感染治疗,只是在我们进行了两年时间的争取下,于20096月按每月390元的标准补发了两年的费用。而现在,孩子每月仅固定的药费支出就近2000多元,几年来为了给孩子治病,我们花光了仅有的一点积蓄,仅现在保存的各种医药费单据就高达13万多元(其中仅抗病毒药物的费用就高达2万多元),大多数费用都是亲友接济的。

    现在我家早已负债累累,2008年起我们全家吃城市低保,完全靠亲友接济生活,难道我们全家从此只能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之下吗?我们国家领导人不是说: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吗?小青菜都23元一斤,这点钱我们全家还能生存吗?我们就这样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吗?

即使是在如此的艰难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政府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和依靠。近年来,我们联系病友反复到政府部门反应病人们的疾苦,希望政府能根据国家政策,解决病人实际困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然而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如果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的话,我们将何以生存?

    现在,照看孩子、教育孩子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如果说孩子的生存长度有限,我们做家长的有权利和义务提高孩子的生存质量,孩子目前的癫痫始终不能很好的控制,极大地影响了孩子的生存质量,是我们全家沉重的精神负担,始终让我们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们全家已经日暮途穷,朝不保夕。希望领导能考虑我家的实际情况,解决我们家的生活困难:

1、          解决孩子今后的治疗问题

2、          解决历史医药费问题

3、          执行民政部民发(200926号文件

4  提供我们家庭本地平均工资水平的收入或就业机会

 

                                                                     

 

 

 

 


【China AIDS:6305】 民间报告呼吁解决艾滋病感染者“手术难”

一项由"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完成的调查称,"手术难"已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以下统称感染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希望政府部门推动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

  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也收到了该联盟转来的建议报告,今年两会将继续就此问题提交提案,以保障感染者就医权。

  根据国务院2006年初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但前述调查显示,当感染者罹患其他疾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时,常常面临求医无门的艰难处境,有时甚至连息肉切除、外伤清创缝合、骨折复位等基本手术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患者常某燃放烟花炸伤右眼,需要做眼球摘除术,术前检查发现其艾滋病病毒(HIV)抗体呈阳性,收治医院遂以不具备隔离消毒条件为由推诿手术。无奈之下,患者来到北京某传染病医院,但该院没有眼科专用设备,无法手术。后来患者右眼球坏死发炎并感染,只得自费购买部分眼科专用设备,通过私人关系邀请其他医院的眼科大夫摘除眼球。

  ――患者李某因车祸致左胫骨开放性骨折,被送至北京某医院救治。当李某告知医生自己是感染者后,医生只是简单进行了清创、止血和表皮缝合,未进行断骨复位和固定,后将其转到北京某传染病院。

  ――患者张某(女)因患肾积水,到北京某医院专家门诊就诊,医生认为病情严重,需要立即手术。但当患者主动说明是感染者后,对方随即表示没有能力进行手术,让其转到某传染病院。而该传染病院又缺乏肾脏手术能力。

  "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一方面,各地的"艾滋病定点医院"通常是传染病专科医院,不具备综合性医院的救治能力;另一方面,"艾滋病定点医院"的存在反而成为一些医疗机构推诿或者拒绝为感染者提供常规医疗服务的借口。

  艾滋病感染者手术难问题由来已久。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此前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认为,这种现象与医德无关,中国目前还没有对因职业暴露而感染HIV的医务人员进行赔偿、补偿或补助的法律规定,医务工作者对艾滋病的认识也有待普及和提高。

  医务人员诊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过程中,存在被含有病毒的针头意外刺破皮肤等职业暴露风险。如果处置得当,感染病毒的几率可大幅度降低。据《楚天都市报》2011年1月报道,2009年以来武汉共发生艾滋病职业暴露事件13起,其中,发生职业暴露的多为护士和外科医生,与艾滋病密切相关的传染科只有一起。所幸的是,在服用阻断药物后,没有一人感染上艾滋病。

  在美国,艾滋病感染者已经纳入常规医疗。医务人员一旦发生职业暴露,会在严格的操作规范之下,及时进行药物控制和干预。但王健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很多地方的医疗条件还不足以维护医务人员的安全。

  2009年和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健都提交了关于解决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和切实保障感染者就医权的提案。卫生部在2010年给王健提案的回函中承认,"存在部分医疗机构推诿和拒绝为艾滋病病人手术的问题",同时表示将加强对医疗机构的培训和管理,研究并制定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的补偿机制,同时扩大艾滋病定点医院范围。

  "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成都等城市,感染者手术难问题确实有所改观,部分城市还出现了为感染者提供手术服务的少数医疗机构。

  不过,该人士称,现有医疗资源不足以彻底解决感染者手术难问题。正因为此,该联盟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由政府部门开展《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并在媒体公示;建立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职业防护以及职业暴露应急处置办法和合理补偿机制;取消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对各级各类"艾滋病定点医院"的指定,将艾滋病治疗纳入常规医疗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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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Sch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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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1, 2011

【China AIDS:6298】 国务院艾滋病官员信口雌黄,发布没有政策和证据依据的话,应该立即辞职

国务院艾滋病官员信口雌黄,发布没有政策和证据依据的话,应该立即辞职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132日发布

2011110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韩孟杰在接受新华网就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与网友进行交流时候指出,由于开展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现在各地公安部门已经不再将携带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

20071130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书记韩孟杰做客新华网做客新华网,就“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实施方案等问题与网友进行网上交流。主持人询问:“我们在教养所也经过调查,非法卖淫送到那里教养,唯一的证据就是发现他们使用安全套了,所以把他们给送进去了。”韩孟杰回答道:“据我了解,现在各地的公安部门已不再将携带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

为考证韩孟杰书记上述讲话的政策依据,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2008121日曾经致信公安部,要求公布“公安部关于安全套不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法规、规章”。20081222日,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致电万延海,对万延海2008121日递交的要求公安部公开“公安部关于安全套不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法规、规章”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电话答复,表示公安部从未发布过安全套不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规范性文件。

在工作中,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经常遇到公安干警把安全套作为证据打击卖淫嫖娼证据的行动,严重影响娱乐场所的性安全推动和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业内人士又在抱怨地方公安不执行公安部的文件(所谓公安部曾发布安全套不得作为卖品嫖娼证据的文件的传说,包括韩孟杰先生在媒体上发表的讲话),而我们到处查询该文件而无处可寻,故此在2008121日向公安部提出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根据公安部20081222日给万延海电话答复,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书记韩孟杰两次在新华网的讲话完全缺乏政策法规依据。

我们注意到,我国卫生部和公安部于199818日发布《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卫疾控发[1998]1号),明确指出:“推广使用避孕套预防性病艾滋病传播的宣传;要避免将避孕套作为卖淫佐证的报道。”

但是,公安部门把安全套或避孕套作为卖淫作证的情况依然存在,而媒体也在继续大肆渲染将安全套或避孕套作为卖淫作证的公安行动。201033日和201075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两次分别举报了10家中国媒体违反《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涉嫌将避孕套作为卖淫佐证的报道

显然,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书记韩孟杰两次在新华网的讲话,完全忽视把安全套作为卖淫作证的公安行动和媒体报道,缺乏基本的证据支持。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对我国国务院艾滋病负责官员在公开媒体上发表完全缺乏政策法规依据和事实依据的讲话感到遗憾。我们认为,韩孟杰先生只适合担任中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书记,而不适合担任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作为艾滋病中心的党书记,韩孟杰先生发表一些废话,我们会见怪不怪,但担任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的职务,我们担心会耽误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艰巨任务。我们建议韩孟杰先生立即辞去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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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IDS:6307】 中共精神卫生新政伤害政权稳定

万延海评论:中国将如何加强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201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周永康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精神卫生方面,要建立预测、预警、疏导、救助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根据中国公安部全国性部署,2010年3月,浙江省制定《浙江省公安机关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工作规范》,针对七类重点人员采取全国动态管控措施,包括所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同月,浙江省公安厅和卫生厅出台《浙江省预防处置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行为实施意见》,具体规定基层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把精神疾病患者当作危险分子进行全面管控的办法,包括针对出现暴力行动的患者,也包括没有任何外显症状的"患者";后者为滥用精神病学迫害人权打开方便之门。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下,中共当局在肆意侵害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权,滥用精神疾病迫害正常人的权利。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精神卫生新政也在残酷地伤害其自身,并动摇其政权稳定,因为中国政府公务员中就存在非常严重的心理或精神疾病问题。

2010年10月10日,在第十九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对媒体表示,在所有的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公务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而78%的公务员出现心理疾病后不知道求医。

虽然出现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当事人应该寻求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师的帮助,但是我依然为那些有心理疾病而不知道求医的公务员感到庆幸,因为当事人可以避免在求医过程中受到进一步伤害,也避免被公安部门记录在案后被纳入其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而长期受到监控和骚扰。当然,我担心公务员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疾病而得不到医治后个人及其家庭幸福,也担心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错误,更担心心情不善的公务员们虐待公民权利。我也怀疑中共精神卫生新政是否就是公务员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的不良后果。中共精神卫生新政动摇政权的稳定。

联合国于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 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199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1993 年,世界人权大会维也纳会议重新强调,精神残疾和身体残疾患者受国际人权法的保护,各国政府必须制定国内立法实现这些权利。

只有尊重和保护健康,依法处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事务,才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