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件人： 力量 <saving2010@163.com>
日期： 2013年4月17日下午1:04
主题： 【权利:4531】 公益活动又遭遇"不可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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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何暴走？ 因为理想， 因为爱情， 因为信念， 因为了解。 无论我们的地位有多么悬殊， 我们的财产有多么悬殊， 我们无非都是一样在路上行走。 ——— 《尼泊尔的微笑》 4月3日晚7时许，位于上海新闸路的一家咖啡馆人声鼎沸，上海联劝(又称做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正在此举行“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筹款项目第三次队长见面会。与会者陆续落座，忽然，一群“不速之客”闯入，并抢占了前排座位———这群怒气冲冲的人，正是3月下旬被联劝取消“暴走”资格的多支队伍的代表。他们要公开“讨个说法”。 两个民间组织，曾经惺惺相惜，一方搭台、一方唱戏，最后何以反目成仇？在当下仍然比较复杂的公益现实生态之下，民间组织如何共同面对可能的变故，把“生长痛”减至最低？ 因善结缘 时间若倒转到一个月前，因韬(微博名)对联劝仍然充满好感。 这是一家少有的致力于支持N G O的资助型公募基金会，由国内第一家公益组织孵化器———恩派于2009年发起成立。其宗旨是联合劝募，搭建捐赠人与优秀民间组织之间的桥梁。2011年，联劝发起“一个鸡蛋的暴走”筹款活动。参与者要徒步完成50公里，并在“暴走”前与自己的亲朋好友打赌筹集善款。活动结束后一个月，主办方即召开总结会，向公众发布筹款数据和善款流向。 当年夏天，热心公益的因韬结识了联劝负责人陈南，并由此参加了10月份举行的“暴走”活动。8个人组成的义工队筹到了1.6万多元的善款，还获得了主办方授予的“公众筹款队第三名”与“创意筹款奖”。因韬自然是振奋不已，游说身边的朋友一块参与这项“挺能体现专业素质”的公益活动。原本抱着旁观态度的李桂花，于是在2012年也参与进来。 此前，李桂花曾和因韬随助学组织“麦田计划”一起去广西探访贫困山区的孩子。一个11岁的小女孩，还没有她女儿6岁时那么高，这让她很触动。也正是在那时，她得知有一些草根公益组织在为孩子们筹集鸡蛋，改善他们的营养。 2012年春天，联劝又开始了“一个鸡蛋的暴走”筹款项目。李桂花一家四口齐齐上阵。“我老公当后勤，我女儿在儿童队，我妈年纪大了，我们就耍了个赖皮，也让她到儿童队了。”当时李桂花没有正式报名，她挂了朋友的牌子，先带着孩子走10多公里，再追赶大部队。这次“蹭走”经历给她留下美好印象。全家人决定，今年继续参加。 今年的“暴走”活动在1月份正式启动报名，由于报名队伍众多，主办方遂于2月4日举行抽签并由公证处进行公证。因韬所在的队伍如愿中签。可是，3月下旬联劝的一则电话通知，让他高涨的情绪瞬间跌落底谷。 突发变故 2012年，“一个鸡蛋的暴走”转型为平台性筹款活动，同时为多个儿童类公益项目筹款，并制定了100万元的筹款计划。人数暴增到2000多人，是第一年的两倍。 今年，参加人数仍然在增加，联劝公共关系主管朱�皎说，他们对活动规则进行了修改：首先，筹款总额前三位的队伍被称为“荣誉队伍”，将保留来年“暴走”资格；其次，鉴于去年的“拥堵”情况，今年的自由筹款组采取了公开抽签，并由公证人员进行公证。此外，鼓励参与者报名特别筹款队，无需抽签，但需承诺筹款金额不少于2万元；最后，具备法人资质的团体、单位或企业可发起团体队伍，需为队员进行配比捐赠。今年每支队伍的人数也从4-10人下调为4-6人。 2012年，因韬和李桂花等一共组了5支队伍，共筹得8万余元善款。“今年，我们通过公开抽签，获得8支队伍的暴走名额。”正当因韬着手添置装备、筹集善款时，3月20日下午，他接到电话通知，资格被取消。另外6支队伍的队长也接到同样的通知。 打电话过去的，正是朱�皎。她回忆说：“联劝在最后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备人数的时候，发现人数超标了，我们必须排除一些队伍。有一个队长直接表示理解，选择退出。” 筛选标准是什么？对于因韬等人的追问，朱�皎解释说：“我们进行了一些相关条件的匹配，基于一些关键字和敏感词，最终取消了7支队伍的资格。他们质问我什么关键词、敏感词，这真的没法告诉大家。” 没有书面通知，没有看上去足够充分的理由，让因韬和其他被取消资格的队长们很不满。3月25日，他们相约来到联劝办公室，见到基金会秘书长王志云。王志云答复：“队伍太多，我们的工作能力有限，无法组织这么多队伍，事情的出现我们很无奈。” 朱�皎记得，当天原本联劝想发微博，告诉人们暴走的队伍由400支变成392支，并感谢因韬等的支持和理解。“当我们还在犹豫时，已经有人在网上质疑联劝。我们就有疑虑，是否适合在这样一个时机向公众公开此事。”3月27日，又一支队伍被取消“暴走”资格，令他们更为光火———这8支队伍都是因韬及其朋友所在的队伍。 反目 作为黄浦区政协委员，李桂花在今年组了一支特别筹款队，邀请政协的朋友和社科院的专家一起参加。得知因韬的遭遇后，她非常愤懑。4月2日，她写了条长微博：“我每天走路两小时为4月20日的暴走做准备。从成功组队开始，队员们就发动各种方式募款，连多年不联系的小学同学我都拉下脸来要钱。不在乎面子，只为让山区孩子多吃上些鸡蛋！” 他们觉得，如果真是因为人数太多，主办方应该妥善安排而非粗暴剔除。在外企从事销售工作的吴迪难以平静：“我们向朋友同事募款，他们起码相信我们的为人和眼光。现在出了这种事，大家首先会质疑，你们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被取消资格？” 李桂花的长微博被转发了数百次，联劝仍无正面回应。朱�皎的解释是：“这是我们无奈之举。在当时那个处境下，不管你说还是不说，被删除的队伍依然有情绪，还是会来攻击你。” 李桂花在微博上继续发问：“亲爱的联劝，如果您对普通公民的社会行动有信心，对队友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是否该尊重法律，尊重队友，尊重信息透明，尊重广大捐助者？” 原本只是针对“暴走”资格取消一事的质疑，慢慢演变为对联劝的质疑，朱�皎认为这“有些过分”，对基金会造成了“伤害”。 以微博为阵地，这对昔日的公益伙伴在网络上发生了很不愉快的“骂战”。 因韬和朋友想在公开场合和联劝当面对质。4月2日晚，第二次队长见面会，因韬和吴迪没有收到邀请，却仍然赶了过去。吴迪描述，当时自己“一说话就被别人打断”。但联劝当晚的主持人钱铮的说法是，自己数次被打断，一名被取消资格的女队员“冲上来抢话筒”。沟通仍然无果。 4月3日晚，因韬、吴迪和李桂花等一行人带上了律师，一同前往第三次队长见面会。进去之前，李桂花撂下一句话：“不让我说，谁都别说！”恩派创始人、主任、联劝副理事长吕朝也在场。因韬带着律师和吕朝、王志云坐在咖啡馆外的小桌旁沟通，气氛并不是那么友好。 因韬请联劝给他们一个现场陈述的机会，并且安排在见面会开始时，吕朝则建议在会议中间环节用15分钟时间陈述。双方没能达成一致，因韬索性走进咖啡馆内。当时已经晚上7点多，联劝的资源拓展部高级经理钱铮开始主持见面会。然而刚开口，一名被取消资格的队员就拿着自带的麦克风抢着说话。一名参与“暴走”的队长冲其大喊：“下去！你要说出去说！”李桂花也不甘示弱：“我要退出联劝！我对联劝的公益表示质疑！” 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吕朝站在会场后面，双手插着口袋，目睹这一切，没有说话。最终，主持人钱铮给了因韬说话的机会。 因韬代表来访者提出诉求：“我要求恢复我们的资格，这样，我就可以跟我的家人做一个交代。我女儿10岁，去年画了一个小蛋人，募集了100块钱，她很自豪。但是今年，我跟她讲，我们被取消了，她很伤心，一晚上都在哭。因为她召集了10个小朋友，她想跟他们一起参加暴走。我想知道，我们怎么了？联劝怎么了？” 吕朝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现得很无奈：“这样多不好啊，变成我们两方对立，我们都是要做公益。说实话，跟我们示威也没用，我们也是民间组织，也是没办法。”他似乎有“难言之隐”，但没有在现场明说，因为“不被授权讲”。 4月8日，因韬等委托律师给联劝发送了律师函。一场官司，迫在眉睫。 采写：南都记者 刘素楠 |
2013春季刊序言：当公益遭遇潜规则
- 作者：付涛 | 来源：2013春季刊
- 发布时间：2013-04-15 15:50:48 | 点击数量：760
我们因何暴走？
因为理想，因为爱情，
因为信念，因为了解。
无论我们的地位有多么悬殊，我们的财产有多么悬殊，我们无非都是一样在路上行走。
这是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推出的“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筹款活动导语，参与者需在12小时内走完50公里，并游说周边朋友为其暴走行为捐赠善款，用于为贫困地区儿童每天提供一个鸡蛋。这个疯狂、好玩又感人的快乐公益创意落地后，很快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2011年首届活动122支队伍逾千人参加，募资近68万元，到2012年第2届活动，参加者增加至208支队伍2000多人，募资237万多元。从第2届起，“一个鸡蛋的暴走”转型为平台性筹款活动，在延续先前活动的同时，联劝还采用了创新方式征集儿童类公益项目并提供资助，让捐赠人参与决策善款流向，提高项目的规范透明度。“一个鸡蛋的暴走”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益品牌。
今年4月20日，第3届活动的400支队伍约2000人，也将在路上行走。但活动前网友在微博上爆出部分队伍被取消资格的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
辟谷济善团队在2月4日经过抽签和公证程序，共有8支队伍正式获得参加资格。随后启动了相关的组队和筹款活动，并将先期筹到的款项打入联劝账户。3月下旬，该团队却突然被联劝通知取消参加资格。这对曾连续两届参与“暴走”活动，并因表现不俗而获得联劝颁奖的辟谷济善团队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辟谷济善团队成员以定期辟谷的方式从事慈善活动，用省下的生活费捐助受困者。
辟谷济善团队与联劝进行了多次沟通。网友因韬披露，得到的答复，包括“活动人数太多”、“上级单位说你们的队伍有敏感词”、“没有书面通知，也不做公开说明”、“如果你一定要理由，就是联劝的潜规则”等等。在辟谷济善团队看来，这些答复均含糊其辞，不具说服力。在4月8日晚最后一次联劝组织的队长见面会上，辟谷济善团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表达了诉求，呼吁联劝公开道歉并恢复其参加资格。他们还出具了律师函，表示如果不能达成上述结果，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到4月15日双方商定的最后答复期限，联劝仍然保持沉默，辟谷济善团队最终按计划向法院起诉。辟谷济善的“步步紧逼”，考验着联劝的立场站位，以及处理危机的智慧和能力。
关注此事的网友和业界人员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联劝也是受害者，是被隐在幕后的干预者潜规则了。有网友从“顾全大局”的策略出发，认为被潜规则的联劝如果起而抗争，会成为“烈士”导致整个活动泡汤，因此有必要做出妥协。而网友@平璋9则回应：“今天因为压力，你可能取消我们的资格；明天因为压力，可能不按公平的程序，将公众的钱转给红会。后天就会因任何原因使公益的规则走形。” @平璋9发出追问，“正是太多的‘顾全大局’，才有现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让人感受到草根公益者面对现实困境不妥协、不放弃的坚韧、执着与锐气。网友@因韬同样质疑，“以‘独立’、‘草根’和‘民间’来自我定位的联劝，你可曾为我的离开而抗争？” 他们坚持，公平、公开、公正，是公益行业不可触碰的底线。
公民社会的成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公益共同体，但在遇到一些需要价值判断的问题时，由于站位（定位）、处境和行事策略的不同，或者价值观存在差异，就可能出现分歧，产生分化。
作为公益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联劝定位为草根支持，承担着对接政府和草根NGO的功能。左手政府右手草根，是基于两方的信任。草根的热情参与成全了联劝的影响力，也为政府带来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绩。同时，活动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也会使政府增加了担心而变得谨慎。联劝作为“夹心饼干”，有着草根没有的“风光”，但“在体制内做事”，背后的难言之隐和尴尬也许并不为人所知。假设“幕后黑手”的操控一说成立，面对潜规则，联劝在策略上可能更希望通过牺牲“细节”而“顾全大局”：否则如传言所预测的，可能意味着活动的整体取消，丧失已经拓展的空间。但隐忍和妥协，也意味着联劝需要面对草根的诉求，承担质疑并损伤部分公信力。
联劝的主要发起方，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在2009年曾发表文章《净土和江湖》，告诫希望进入公益圈的新丁们，NGO并非净土，NGO是个江湖，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江湖里混，必然是台面上的明规则与台面下的潜规则并行。信奉理想和公平正义的NGO人，需要直面这个现实。
而NGO圈外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江湖。公益的理想和普适规则，更会受到社会潜规则的挑战。在公益的江湖，纯粹的理想情怀尽管可贵，但往往被现实的江湖，被变通、妥协和周旋之举碾得支离破碎。一些公益价值的是非原则和底线，面对现实的逼仄，很容易被模糊化，并演变为不同的应对方式。这次事件提醒人们，公益是一种社会变革，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鸟语花香，公益是面对现实问题的真切触碰和冲撞。
行走在江湖，透明的天花板随处可见。在现实的环境下，如果将“幕后操纵”理解为一种“不可抗力”，也许联劝的难言之隐能够让人产生同情。面对不可抗力，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局限，只能做力所能及的担当。与潜规则背后的真相同样重要的，是面对潜规则的应对原则。这关乎智慧、策略、勇气和担当。是冒着成为“烈士”的风险赢得尊敬，还是“顾全大局”让整个活动得以继续。正如网上讨论所表明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公益的大旗下，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站位，多元化将是公民社会的常态。
假设“幕后操纵”是这次事件的起因，那么这恰好暴露了有关部门在“维稳”和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有关单位行事诡秘，不能将自己的行为置于透明法治的框架下，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才让联劝背负这个黑锅。初生的公益事业还很脆弱，事件的关联方，包括联劝与草根机构，谁都伤不起。
2012年11月，反歧视机构——-南京天下公起诉苏州一家酒店违约，单方终止会议服务合同。今年3月，当地法院判决酒店方败诉，向天下公返还定金并赔偿损失。法院并未采信酒店方所称，警方“维稳”是导致终止合约的不可抗力的理由。媒体评论说，这可能是因警方“维稳”导致酒店违约官司中，中国公益机构获得的第一份胜诉判决。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公益政策环境的改善，会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高调进入公众视野，也意味着政府相关部门在社会管理（包括“维稳”）活动中，亟需提高规范化和透明化的行政能力。就算是出于“维稳”的目的，公开出来又有什么为难的呢？
现实中的公益，尚不是理想和信念构筑的净土，是需要去澄清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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