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AIDS:5736】 河南艾滋元凶曝光，隐瞒疫情升官发财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正是河南艾滋官场的写照――应该负责的河南官员没有一个因艾滋疫情下台、被起诉，相反是高官做到底如刘全喜、刘学周等，甚至是一路升官发财如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而奋起抗击艾滋病疫情的医生王淑平、高耀洁、记者张继承等则被打压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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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艾滋元凶曝光，隐瞒疫情升官发财

　　　　　　　孔庆仁

河南省政府九十年代推行「血浆经济」造成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毒、数万人因此死亡，不是天灾是人祸，肇事官员刘全喜、刘学周等欺上瞒下，主政领导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却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艾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罪魁祸首。但这些人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升官发财，而奋起抗击艾滋的高耀洁、王淑平等人却屡遭打压，突显中国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危机。

十多年前，一份有关河南艾滋病疫情的报告曾被辗转送交中国高层领导，但疫情并没有迅速公开，而是又滞后了若干年，无数的人已经痛苦地死去。这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经历了一个怎样的黑暗时代？这里掩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内幕？

在河南这场堪称世纪浩劫的血祸中，让人心寒齿冷的不是艾滋病魔，而是贪图金钱和权位的心魔，其背后反映的权力腐化、制度退化的结构性问题值得当今中国执政者深思。亚洲周刊深入河南调查后发现，一九九五年河南基层医生王淑平就已经发现艾滋病疫情并上报，但直到二零零一年中国官方才正式承认中国河南因为卖血而导致艾滋病流行，这期间肇事官员刘全喜、刘学周等欺上瞒下，主政领导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却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成为艾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罪魁祸首。

艾滋祸首未受丝毫惩罚

这场旷古巨灾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河南省政府推动的「血浆经济」成为河南艾滋病流行的滥觞。而其中，被河南人称为「艾滋厅长」的刘全喜罪不可赦。这位中共干部使河南省成为全国的艾滋病增长最快的大省，河南农民成群成村的成为艾滋病人，留下大量艾滋孤儿。零二年刘全喜还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退休后又继续担任省人大代表，主管教科文卫工作，没有受到丝毫惩罚。

据后来从河南省卫生部门透露出来的材料，河南省原卫生厅长刘全喜应对全省大办血站搞血浆经济负有直接责任，他在一九九二年出任厅长后，就更换了河南省生物制品所的负责人，并和新任所长邢某赴美国考察，商洽出口血浆给美国的生物制品公司。随后，河南省卫生厅下属的「开发办」、「发展中心」、「中心血站」、「万达公司」等机构成立，负责全省各血站的审批、血浆统销。此后，「救死扶伤，卖血光荣」的口号随处可见，连「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口号也在河南睢县电视台作为广告播出。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河南上百万农民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连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把白发染黑冒充年轻人卖血。

刘全喜曾在卫生厅内部说，他估计全省七千多万农民中，有百分之一到三的人愿意每年卖血浆一到二次，一年就是上亿元的效益。很快全省各地挂靠在各机构的合法与不合法的数百家血站成立，政协、人大、军队、党委等也都纷纷开办血站敛财。刘的多位亲属也直接经营血站，在漯河、西平、上蔡等县市采集血浆……一时间河南成立了二百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据统计，这段时间河南全省共有一百四十万人卖过血，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每卖一次血就可以获得五十元人民币（当时约值六美元）。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通过离心机分离血浆后，血球处理成为难题。据北京佑安医院张可医生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的调查说：血站「想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即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五元钱。」血站欺骗卖血者说，回输血球可控制贫血，加快恢复造血，因此农民为增加卖血次数，几乎都同意回输。于是同血型卖血者只要有一人带有病毒，其它人几乎难避免不感染。就是在这种回输下，艾滋病毒从一到二快速地复制传播……

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河南官方公布的两三万人几乎让所有关注河南艾滋疫情的人士不相信，据有「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河南医生高耀洁说，河南有五十三个县曾经卖过血，如以每个县平均二万感染者计算，就是一百零六万。而法国《解放报》零二年报道，据国际医学界估计，河南艾滋病病毒（HIV）呈阳性者人数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万。何大一发明鸡尾酒疗法使美国的艾滋病人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七，但这一疗法费用昂贵，每人每年最少要五百至三千四百美元，以河南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这样治疗，因此医疗界估计，河南自一九九五年发现首例病例以来，死亡人数应以数万计。

在河南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王淑平一九九五年发现艾滋疫情在河南出现，并率先向河南卫生厅、国家卫生部报告，但她本人一直被河南当局打压，直至出走美国。不过，王淑平递交卫生部的报告终结了大多数血站的生意。一九九六年三月，从北京刮向河南的整肃风暴很快波及全省，武警和军方配合地方公安，关闭了绝大多数血站，但是，刘家血站和卫生系统下属的血站却因提前得到消息洗手不干，并没有成为整肃对象。

王淑平的报告在高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人口密集的河南乡下突然发现高感染率的艾滋病发生，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亲自过问，令卫生部长陈敏章彻查此事，但后来为何又不了了之，至今仍有很多不解之谜。据陈身边的人透露，陈敏章为此事郁闷成了心结，直至离世。

那份报告究竟被谁压了下来，多年来，王淑平在追问着答案，很多人在悄悄调查这件事情。是谁，作出决策推迟多年向民众公开疫情，而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

向中央压缩疫情数字

回顾北京派往河南调查艾滋病疫情的过程，或许能告诉民众点什么。陈敏章派出的是以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牵头的调查组，他从甘肃卫生厅长任上调任卫生部，但却是河南开封人，刘全喜透过王给中央递话压缩了河南的疫情。

刘全喜得以捂住盖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河南省先后两位组织部长的相助，一位是陈全国（现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位是黄晴宜（现全国妇联副主席），陈是黄的后任，黄是在李长春主政河南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后随着李的升迁，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在关键时刻电令河南当局，力保刘全喜，责令媒体不得报道。

黄敢于出面干涉此事，是因为李长春主政河南时犯下的人祸。李从一九九一年任河南省代省长始，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主政河南至一九九八年，在河南积累下深厚人脉。在李任期内的错误，他不可能让刘全喜一人承担。据透露，刘全喜在二零零三年上面查得紧时，曾求情至李长春夫人处。一九九二年前后，河南卫生系统在全省印发红头文件掀起「血浆经济」风潮，李长春不可能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后来的官运亨通。

李的同事和后任却没那么幸运了，马忠臣在李后接任河南省委书记，后调京任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副组长，明升暗降。陈奎元在河南艾滋病疫情公开化的二零零零年任河南省委书记，两年多后调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位置。陈曾想解决艾滋病问题，追究卫生厅长刘全喜的罪责，但无奈护刘的人比他的位置要高，刘全喜得到的「处分」只是到河南人大任一个委员会副主任，由他一手提拔的同乡刘学周则任卫生厅副厅长。

河南省卫生系统至今未能走出漯河刘姓人氏的控制，又得到了中央当红的李长春荫庇，艾滋铁幕仍然无法全部揭开，大陆民间多年来提及的对河南艾滋病问题的官员问责，迟迟不能进行。

在巨大的铁幕下，河南艾滋疫情一直难以揭开，直到多年后，李长春已离开河南调任他处后，在官方层面还是被视作机密。

二零零二年九月初，新华社向海内外发了一则消息：万延海由于通过网络向外界散布河南省的一份关于艾滋病情况的汇报材料，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拘捕了。

万延海，中国著名的艾滋病和同性恋运动人士，一直倡导一个网络项目「爱知行动」，是中国早期的民间艾滋病运动组织之一。导致万延海被拘捕的材料，后来的情况显示是从河南省卫生厅内部传出来的。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因为涉嫌通过网络向外界透露一份标有「秘密」字样的文件，被河南警方逮捕。那份文件显示的是二零零二年七月之前的河南艾滋病的情况。

马士文，原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马涉嫌泄露的文件正是万延海传播的那份。早在马士文被捕前，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他已经因那份「泄密」文件被河南警方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在马士文被捕后，他的一位同事曾透露说：「他承认做了一些错事，或者有些问题。」万延海在被关押了二十七天之后，因美国和加拿大国家领导人、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的过问下，中国当局被迫释放了他。万在后来透露说：「马士文泄密的文件就是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寄给爱知行动小组的匿名邮件。」

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份邮件从哪里来，就习惯性打开了，发现文件价值很大，就随手发到了另外几个邮件组里。「那份文件显示，河南艾滋病正在蔓延，扩大。」万延海说，他正因为这份文件被拘捕，是谁给他发的邮件，他并不知道，更不会联想到是来自河南省卫生厅内部。

万延海曾经在北京见到过三位河南省卫生厅的官员。二零零一年秋天，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周、卫生防疫站长王哲，还有马士文，在北京曾与万延海会晤过一次。

那份「泄密」文件是马士文负责起草的，是向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做的专题汇报。前后有六至八人知道文件的内容。究竟是如何从河南省卫生厅的计算机里传播了出去，至今仍然是个谜。

「我省从一九九五年三月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至今年（二零零二）六月底，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千九百二十八例，其中发病三百三十五例，死亡二百三十八例。专家估计我省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在三万左右。」

这份机密文件透露的信息显示，官方是很早就知道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印证了王淑平个人向卫生部做的报告。文件还透露了最早被媒体公开的上蔡县疫情情况：上蔡县政府上报有偿献血员是三点五万人，估计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是七千到一万人。马士文在被调查了半年后获释，后任河南人民医院总院长。

中国诗人北岛的诗《回答》这样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正是河南艾滋官场的写照――应该负责的河南官员没有一个因艾滋疫情下台、被起诉，相反是高官做到底如刘全喜、刘学周等，甚至是一路升官发财如李长春、黄晴宜、陈全国等，而奋起抗击艾滋病疫情的医生王淑平、高耀洁、记者张继承等则被打压整肃――这种「反淘汰」机制虽不是河南官场所独有，但是给河南的伤害却是历史少有，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痕。河南的艾滋病魔与官场心魔相生相伴，共同成长，艾滋病魔越流行，河南主政者心魔就越发丧心病狂，不但打压王淑平、软禁高耀洁，更冒天下之大不韪侵吞国内外给艾滋病受害者的捐赠财物。他们试图捂住天下人的嘴巴和耳朵，但是却捂不住艾滋病魔的肆虐，也就在这被强力捂住的四到五年，正是艾滋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也是开始从卖血者身上向其它人群扩散时期。

河南艾滋疫情的这种独特处理，彰显河南主事官员不但价值判断缺失，道德良心丧尽，而且把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给彻底颠覆。在中共十七大的人事部署和路线制定中，胡锦涛、温家宝要对付的显然不只是艾滋病魔在中国的肆虐，更紧要的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中越来越无法无天的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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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等抗艾人士长期遭河南当局打压，中国艾滋病病发的形势不容乐观

　　　　　　　纪硕鸣

高耀洁指出，中国艾滋病病发的形势不容乐观，责任都在地方政府。

九月初，长期关注河南艾滋病疫情的高耀洁悄赴菲律宾，出席因救助河南艾滋孤儿而获「麦格赛赛奖」的杜聪的颁奖礼后，再与杜聪一起返回香港。高耀洁提名杜聪获得二零零七年麦格赛赛奖，并于八月底一齐出现在会场，大会主席特意向与会者介绍高耀洁，并请她站起身，接受近千人的鼓掌欢迎。为了这次行程，高耀洁低调行事，早上二点就起身出门，坐车到广州，然后赴香港与杜聪同行。有人问，高耀洁是怎么出来的？杜聪表示不方便讲，「反正比偷运大熊猫出来困难」。高耀洁说：「我比大熊猫珍贵，大熊猫去不了台湾，我还要去台湾作艾滋病预防的交流呢。」

有「亚洲诺贝尔奖」之誉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奖八月三十一日颁奖，七位得奖人中有三位中国人，唐锡阳献身环保工作而取得和平暨国际关系奖；杜聪和陈光诚分别因救助艾滋病患及维护残疾人士权益，而获得新兴领袖奖。中国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及其妻袁伟静受阻未能出席领奖，成为大会的遗憾。

因关注河南艾滋病的情况，并积极倡导预防的退休医师高耀洁，二零零三年也因预防艾滋病的杰出贡献而获该奖项，但当时的情况不容她赴会领奖，她委托代表代为领取。另有一位获奖者是北京军医蒋彦永教授。

今年二月，为表彰高耀洁在艾滋病预防方面的突出贡献，美国颁发「全球女性领袖奖」给高耀洁，但受河南当局的阻挠不能成行，最后要劳动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批示。高耀洁回国后仍在当局的监控之中，直至美国国务院致电中国国务院以示关注，当地政府才改以电视监视，但高耀洁手机至今是被监听的。当局在高耀洁家大楼四周以安全为由安装了四个摄像头，并要高耀洁交一百元人民币（约十三美元）的安装费，高耀洁拒绝付费，她说：「我不能自己出钱监视自己呀。」

高耀洁从九六年发现第一例输血感染艾滋病后，一直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工作，投入超过百万人民币，获得九个国际奖项，除一次因胡锦涛批示获准外，其它在海外的颁奖礼，都未能到席。

二零零零年开始，河南省政府打压高耀洁，单位领导上门，要她捐出获奖的款项遭拒绝，以后警察就坐在门口。高耀洁看到监视的警察很冷的天气啃着馒头，就叫他进屋坐坐，警察坐着摩托拔腿就走。高耀洁有次问监视的警察：「你们总看着我干吗？」监视者说：「是执行领导的指示，因为你老是要下乡去搜集艾滋病的资料。」

最令老人难受的是，今年二月将她软禁家中，五十多个警察看着，不让外界接触。西方媒体不信，认为不可能将八十岁的老人团团围住。派出记者上门，才知道这是真的。高耀洁指出，中国艾滋病病发的形势不容乐观，责任都在地方政府，某些领导在位时水平太低，只知道压制消息，打击「防艾人士」。据悉，最早卖血出现在山西，九十年代初河南还派人到山西学习，要卖血致富，酿成世纪灾害。

港人舍高薪资助遗孤

经高耀洁介绍，香港出生的杜聪二零零二年进入河南上蔡县，资助遭遇艾滋病磨难的孤儿，他辞去投资银行的职位，全职关注河南、山东等地的艾滋孤儿，资助他们的学业。至今投入近千万，累计受惠艾滋遗孤达六、七千人。他负责资助的大学生有三百多人，有的已经毕业工作了。

虽然杜聪成为菲律宾麦格塞塞奖的又一个中国香港人获得者，但他一点都不感到轻松和荣耀。因在河南资助艾滋病遗孤而获奖无数，杜聪在上蔡县却遭到政府的阻挠，警察上门搜走他的计算机及数据，限制资助艾滋孤儿的活动。从今年二月份至今，杜聪没有敢再踏进河南省的上蔡县。杜聪表示，歧视、贫穷、无知是预防艾滋病最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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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九六年，河南医生王淑平就向卫生部详细报告了河南艾滋疫情，但不仅未见正视，反遭河南卫生系统处分。为免报复，王孑然一身前往美国避难。而掩盖疫情的官员仍居高位，未得应有惩处。

在组建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之前，王淑平为周口地区卫生局下面的一家血站工作，血站在那时是河南省各地市的另类工厂。

王淑平回忆了这种另类工厂全盛时的情景，她说的十五个是「国有的」，即卫生机构开办的，「民营的、私有的」（即地下的、非法的）另类工厂更是遍布了城乡，多不胜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后，河南农民身体内的血液成了那些「工厂」廉价的生产原料。

在血站工作的王淑平，其实是一个做流行病学研究的医生，她在和血液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一九九五年三月，王淑平参加一个卫生部门的会议时，听说太康县检测出一个献血员为HIV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献血员曾在昆明的血站有过卖血经历，并有不洁性行为。王建议血站要对献血员进行HIV检测，王淑平把这个建议汇报给了省卫生厅，她认为所有的血站都应该停止采血，这个警告在当时的卫生部门被搁置了。

王淑平于一九九五年提出的对献血员进行HIV检测的建议，在那年春天的豫东平原上，相抵于那些「另类工厂」的生产成本的考虑甚是轻微。太康县一位从昆明来的献血员的HIV病毒很快传染了十多个人，但这个事情还是被忽视了。

在献血员中检测出HIV病毒之后，「采血工厂」没有停止工作。一九九四年底，王淑平离开了血站，成立了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并担任负责人，这是一家独立机构，丁红等几位女医护人员参加了中心的工作。

一九九四年底，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在王淑平的主持下开办起来了，虽然属于地区卫生局主管，但卫生局没有投入一分钱。丁红是当年临床检验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中心的筹建，「我做试验室工作，是做化验的，后来在献血员中提取的血样是我做的初筛」。丁红也是后来王淑平挑起的艾滋病事件中的一个牺牲品，二零零四年，她被通知提前退休，虽然才四十来岁。丁红回忆，当年的临床检验中心共四个人，除她和王淑平之外，还有一个姓刘和李的女医生。自一九九四年底中心成立不久，即开始在献血员中提取血样，做HCV（丙肝感染者）和HIV的初筛。

从一九九五年五月到九月，王淑平等四人在周口地区的献血员中提取了四百零四份血样，通过丁红的试验室初筛，发现了惊人的HIV阳性感染数字，她们担心结果不准确，接连用了几种不同的试剂，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赶紧把这个结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地区卫生局长，局长说，你们给周口做了一件大好事。」王淑平说，那位局长刚上任不久。半个月后，王又一次去找局长汇报，「我去问他这事该怎么办，他却问我你们做得对不对？我说如果不对我可以拿到北京去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王淑平动手写一份给卫生局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为慎重起见，她没提到检测的HIV阳性具体数字，但提出了艾滋病传播在献血员中的危险和应对措施。报告给了局长以后，王淑平却没得到任何的回复。「我知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压下去，那我就自己上北京。」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王向周口地区卫生局递交了她负责的临床检验中心「我区献血员中HCV及HIV感染的调查汇报」，此前两天，河南省周口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开设了第一条艾滋病热线，接受全省HIV感染者和普通人对艾滋病知识的咨询。

王的报告在卫生局波澜不惊。「血站还在继续开，军分区的、红十字的，还都在营业。」她的担忧一天天在增加，「我是在血站工作过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全区每天至少会有一千人感染，很可怕的。」此时，更多的血站在献血员中检测出了HIV阳性感染者。「这年冬天，我们几个人在一个血站卖血，八十个人中有四个人查出了HIV阳性。」村民赵金山说。

一九九五年最后的几天，王淑平带着六十二份初筛的、HIV阳性血样，来到了北京。「我找到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想在这里做权威的鉴定。」那位卫生局长的置疑让王淑平觉得，必须求得最终的认定结果。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的帮助下，十五份血样被重新检测，其中，十三份被确认为HIV阳性，两份为疑似。

这在当年的中国，不啻为释放了一颗核弹，但这个核弹的威力很快被看不见的黑手压了下去。

中国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毅非常震惊。「他看了结果着急了，给我说，你赶紧写报告，马上报告卫生部。」剩下的四十七份阳性血样已没有再做鉴定的必要。在曾毅的支持下，一位从偏远地区来的普通医生，起草了上报卫生部的「关于单采浆献血员中HCV及HIV感染状况的调查报告」。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王淑平的报告经曾毅上报给了卫生部。后来，她从曾毅那里得来消息，卫生部在第二天给河南省卫生厅打去了电话，询问情况。她于第三天回到了周口，卫生局的一个头儿见到她说：「你可弄了个大地震。」这天晚上，省卫生厅的一位厅长打电话到了她的家里。几天后，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到达周口。

王淑平上报给卫生部的报告中曾提到：「河南太康县的郭X，一九九一年在昆明打工，期间多次献血，并有性乱行为。一九九二年开始在周口及其它地区的四家血站献血，共计献血三十多次。直到一九九五年三月初再到昆明献血时才被发现为HIV感染者。另外还有原籍云南、贵州等地献血员长住周口长期献血。估计上述人员为单采浆血站的传染源。」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河南艾滋病的传播源。

王淑平在北京递交完报告后回到了河南周口，一位退休的卫生局长悄悄对她说：「你别在这儿干了，有人要找你麻烦。」第二天，这位局长站在临床检验中心的门口大骂，边骂边砸牌子，「他一边砸，一边说，我今天打的就是艾滋病病毒、肝炎病毒」。王淑平推测不出他前后两天反常表现，蕴含了什么深意。

艾滋报告被要求篡改

高层的调查组很快到了河南，到了周口，省厅调查组在周口时，一个领导问王淑平，能否把她报告上的数字改动一下，王说这不能改，要改领导自己改。

但调查组来来去去数次之后，只见血站关闭，却不见任何人得到处理，河南农村艾滋病爆发的任何消息依然未被公开，民众蒙在厚厚的盖子里。

河南卫生系统因艾滋病问题处分了一个人，那就是向卫生部写报告的王淑平。她在一九九六年初被停发了工资，检验中心被取缔，参与调查西赵桥村疫情的四位女医务人员无一幸免。

一九九七年，王淑平离开河南前往北京曾毅处避难。之后，她又四次上书卫生部，但每次得到的却是更艰难的处境。二零零一年，这位善良的女医生只能抛下孩子，与丈夫离异后，孑然一身前往美国避难，至今仍在国外。

在那个黎明还很远的深夜，王淑平讲起往事，仍然心有余悸，因为当年伤害她的人，掩盖河南艾滋病疫情黑幕的人，还高高在上。



《亚洲周刊》二��七年第三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