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就清理歧视艾滋病患者法律法规的建议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1年12月28日发布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卫生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据《京华时报》12月2日《温家宝在京考察并听取外地来京上访群众意见，我国将清理歧视艾滋病患者法规》报道，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中提及，要抓紧清理现行法律法规，凡是有歧视的条款，都要抓紧修订。
就温家宝总理提起的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艾滋歧视条款问题，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认为，讨论法律法规是否涉嫌歧视，应当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联合国已形成一致共识的国际标准为基础，以《宪法》公民的平等权利为核心，评估现行的涉及到艾滋感染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条款。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分。”
有必要注意到，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一些人权条约中使用的名词“或者其它身份” （or other status）应该被解释为包括健康状况，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和艾滋病，并且根据真实的或假想的歧视受到禁止。
一、关于婚姻权利的法律法规
2006年3月1日生效的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根据经社文权利公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享有组成家庭的权利，其婚姻权利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护。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依法具体享有婚姻权利。
中国卫生部1999年4月20日下发《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规定“艾滋病病人应暂缓结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申请结婚，双方应接受医学咨询。”
然而，2010年12月31日发布的国务院4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不再强调感染者的婚姻权利。文件第十一条“加强权益保护，促进社会和谐”提出“消除社会歧视，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就医、就业、入学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文件第四条“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最大限度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出“疫情严重地区要将检测咨询纳入婚前自愿医学检查内容”。婚前自愿医学检查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后，对感染者婚姻权利有哪些影响？艾滋病病人会继续被要求暂缓结婚吗？如果被继续要求暂缓结婚，暂缓结婚到什么时候？
《婚姻法》需要修订或明确的部分包括：《婚姻法》第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1995年6月1日生效的《母婴保健法》第九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的，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同时，《母婴保健法》第三十八条解释说，本法所称“指定传染病”，包含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
《母婴保健法》需要做重大修改，包括母婴保健法是否和现在实行的婚前自愿体检制度冲突，以及性传播疾病患者（包括艾滋病患者）暂缓结婚的规定。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究竟应该依据《母婴保健法》还是卫生部的一个专门文件，《母婴保健法》、卫生部《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和《艾滋病防治条例》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婚姻权利上的规定是否互相矛盾，都需要做出专门的评估。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认为，医学标准无权替代法律标准决定什么可以或不可以结婚，此条款违反公约精神。建议国务院、卫生部和民政部依照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精神，修改或废除所有与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婚姻权利原则相冲突的规定。同时，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大众艾滋病教育和性教育，做好艾滋病性传播预防工作。
二、关于就医权利的法律法规
手术之前的艾滋病检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拒绝手术治疗。中国各大医院，在手术之前，会对将要做手术的病人做艾滋病、梅毒、丙肝和乙肝检查。通常，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发现后，医院就以各种名义推诿或拒绝为感染者提供手术治疗。
部分医院对住院手术病人的收费艾滋检测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涉嫌违规检测，侵犯病人的知情权，并可能对病人的隐私权造成威胁。同时，目前的法律法规，对于医院拒绝救治HIV阳性患者，或以种种理由推诿治疗的情况，缺乏有力的惩罚、救济措施。对于医疗卫生机构落实“标准防护原则”的监督，也缺乏具体的保障。
三、关于就业权利的法律法规
中国《传染病法》和《就业促进法》都有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或病原携带者的要求，但同时规定“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含艾滋病）在涉及“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问题上，要么是限制性的，要么就是缺乏清晰的说明，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就业权利保护缺乏具体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门政策依据。
《就业促进法》同样自相矛盾。第三十条一方面要求“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但是，同时提出“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卫生部和人事部2005年1月17日）第十八条规定：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2000年9月23日发布实施）第八条规定：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的教育教学能力应当符合下列要求：……无传染性疾病……。
《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公安部2005年1月11日）第十三条规定：淋病，梅毒，软下疳和性病淋巴肉芽肿，非淋球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艾滋病及病毒携带者，不能录用。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条及其相关的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客观上增加了歧视。第三十条：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应当依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定期进行相关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经营者应当查验其健康合格证明，不得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
各地方部门的部门规章、标准也存在多处涉嫌歧视的条款，如：《北京市药品从业人员体检标准》“性传播性疾病（梅毒、淋病、艾滋病等）”不能上岗。
四、关于艾滋病防治中的隐私保护法律问题
卫生部对《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四条提出的“属地管理”原则进行研究，研究属地管理出现的问题，提出修正意见或明确执行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属地管理带来很多隐私暴露问题和拒绝医疗问题
中国实行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需要修改。目前，艾滋病检测需要登记被检测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信息，妨碍人们自愿接受艾滋病检测和咨询的积极性。艾滋病疫情报告制度，重在报告疫情，而不是报告艾滋病病人。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需要修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对出入境人员进行艾滋病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二十四条需要明确，明确其他部门提供的艾滋病检测应该符合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的原则。“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需要，可以规定应当进行艾滋病检测的情形。”
同时，近期各地纷纷出台的实名制政策，如北京市微博实名制的规定、南方部分城市微博实名制的规定，影响感染者隐私保护和参与表达自己的呼声。
五、关于监禁场所的艾滋病防治问题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年3月16日）要求：“公安、司法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羁押和被监管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检测、筛查、治疗和有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要采取必要措施，为羁押和被监管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设立专门场所。”
中国政府目前在部分城市，特别是河南省，建立了专门关押艾滋病人的监狱、监室和看守所，对感染者采取隔离的政策，但羁押场所的艾滋病医疗并不完善。同时，在河南省出现复杂的情况。政府对感染者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不闻不管，但对感染者的上访行动，公安机关往往严厉打击，无视感染者的合法医疗、生活诉求。
鉴于目前严峻的艾滋病防治形势，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建议卫生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部委，联合对监禁场所艾滋病防治工作和病人权利状况进行一次调研，作为未来政策调整的依据。
六、刑法中涉嫌艾滋歧视的条款
今年以来，各地连续发生多起以刑法第360条“传播性病罪”判处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的案件，此类判决给人的感觉好像性病传播就是只和卖淫嫖娼有关，而没有认识到，在一个开放、人口流动的社会里，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已经成为人类常见疾病。
性传播疾病不仅在卖淫嫖娼人员中发生，也在其它人群中传播。使用安全套，卖淫嫖娼活动并不必然导致性病传播。相反，其他人如果不用安全套，性活动中照样传播性病和艾滋病。而刑法“传播性病罪”恰恰给人们一个误解，认为性病传播主要是卖淫嫖娼人员的事情，打击卖淫嫖娼就能够保护大众免得性病或艾滋病，而忽略每个人在性生活中都需要考虑性的安全。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建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和卫生部建立关于刑法第三百六十条“传播性病罪”实施情况及其社会后果的调研课题组，对刑法传播性病罪条款对艾滋病防治工作和性病防治工作产生的影响进行调研，并适时地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修改或废除“传播性病罪”条款的意见，以及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在“传播性病罪”修改或废除之前，修改“传播性病罪”认定办法，并特别规定，个人医疗隐私信息不得作为“传播性病罪”定罪的依据。
七、社会综合治理下的艾滋病防治问题
201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主持召开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第四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和改进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周永康表示，“对艾滋病患者和易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要坚持预防、救治、救助、管理相结合，遏制艾滋病传播。”
2011年7月22日，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调查”专题下发表标题为“创新艾滋病与精神疾病特殊人群社会管理需强化基层力量”的文章，副标题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潜水无法防治，基层人员缺乏难以应对工作难度”。法制日报文章写道：“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会感染谁、重症精神疾病患者何时发病伤及公众……艾滋病毒感染者、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几乎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不定时炸弹”。”“艾滋病与精神疾病对于社会良序和公众人身安全来讲，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是特殊人群管理中的两个难点。”
当年河南省组织卖血的卫生官员现在主抓艾滋病人维稳工作。2009年9月5日，河南省卫生厅召开“全省卫生系统信访稳定工作会议”，卫生厅厅长刘学周在大会发言，提出“重点做好三类人群的稳控工作”，其中第二类“是做好艾滋病患者重复上访人员的稳控工作”。
组织卖血的卫生官员刘学周表示，“做好艾滋病患者重复上访人员的稳控工作”，指出“部分地市因输血感染HIV者，近期多次发生赴京到省集体上访、重复上访。主要是郑州、南阳个别县（市）的患者。”要求“密切注意这一部分（注：上访输血感染者）的动态。
2011年2月25日，河南省南阳市召开“南阳市政法暨平安建设、信访工作会议”，南阳市政法委书记常康发表讲话，强调“加强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对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艾滋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切实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做好就业安置、教育救治、帮扶救助等工作。”
就此，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呼吁，政府部门需要尽快落实温家宝总理讲话，抓紧清理涉及艾滋歧视的法律法规条款。建议国务院、卫生部出台《艾滋病防治条例》执法实施细则，明确出现歧视情况下的处罚机制，明确执法监督举报和投诉机制，明确执法监督的责任机制。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1年12月28日
附：
1：关于传播性病罪给国务院和卫生部的信函
2：就监狱和羁押场所医疗、艾滋病防治问题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的建议信
3：中国“稳控”艾滋病病人
4：致法制网、法制日报的公开信——艾滋感染者、精神障碍患者不是“不定时炸弹”
5：周永康艾滋病日前夕谈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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