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27, 2012

【China AIDS:7170】 媒体: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当理想遭遇现实

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当理想遭遇现实

   本报记者  李木元

 

有了实名制,艾滋病防控才能走上正轨

 

    卫生部公布的2011年艾滋病(AIDS)疫情评估报告显示,估计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现有78万人,截至2011年9月底累计报告的人数只有约34.3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艾滋病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尚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绝大部分患者和感染者没有报告,除了一部分人感染了并不知情以外,匿名检测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疾控部门看来,匿名检测显然危害到了艾滋病防控和公众健康。在2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表示,匿名检测,不论是对于感染者也好,还是对于同他联系密切的周围人群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有了实名制检测,艾滋病的防治和社会管理,就能走上一个正规的轨道
   
 这一观点得到了疾控专家和各地疾控部门的认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吕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实行实名制便于为感染者提供后续医疗服务,直接受益的是感染者和病人;有利于艾滋病防控;还有利于搞清楚疫情,为防治决策提供依据。湖南省疾病防御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陈曦也主张在高流行地区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对于住院病人和一些体检,应主动增加一些检查项目。

    于疾控部门的看法,尚红表示理解。她说想办法弄清楚患者和感染者的信息,帮他们建立档案,对于后期随访、追踪,提供治疗是有帮助的。“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在特定地区有上升趋势,及时为他们提供药物有助降低死亡率和传染风险。所以,从长远角度来看,推行实名制是应该的。”

由此看来,实施实名制似乎顺理成章,可现实情况呢?

 

    艾滋病群体:“一旦隐私被泄漏,我的生活就被毁了”

 

   10号下午,经专家介绍,记者电话联系到北京一位叫李德(化名)的艾滋病患者。1996年,他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谈到实名制检测,他马上说:“我不是反对,而是‘非常反对’。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我们这个群体绝大部分人的观点。”

   “单位在得知我感染艾滋病毒之后不让我工作,我只能到外地打工。之后的十几年里,我多次遭遇歧视,痛苦万分。”李德表示,虽然现在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提高了,但歧视仍无处不在,他仍然生活在灰暗里,不敢见阳光。

   李德回忆说:“2003年,一位国家领导要到北京佑安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当时医院最先找到的人就是我。考虑再三,我还是绝了。“我要面对家庭和周围的人。一旦隐私被泄漏,我的生活就被毁了。”

经过抗病毒治疗,李德目前病情稳定。他已在北京佑安医院、天坛医院等地做了十多年的志愿者工作。“没有医护人员的保护,我不可能这样做。”

   其他患者和感染者的意见与李德很相似。15日上午,在北京地坛医院的红丝带之家,来自天津的艾滋病患者孙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反对实名制,“我有家庭,有哥哥和妹妹,他们要是知道了,我就完了。”来自河北邢台的患者陶女士说, “我曝光了倒不怕,我的孩子怎么办?他们还在上学,将来还要找工作、谈对象。不能实名制啊!”

   北京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王克荣介绍,我们只要求艾滋病感染者在领取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时出具身份证,在检查时,患者要求匿名,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意愿。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疗疾病。我们不能要求患者实名制,也没有义务去检查患者身份证的真伪。“有一些感染者,尤其是高收入患者,为了隐私,干脆不选择免费抗病毒治疗,是自费买药。他们来检测时要求匿名,我们不能干涉。”

 

   强推实名制可能导致艾滋病感染者大量流失

 

   持反对观点的还有艾滋病工作者。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理事、艾滋病工作者常坤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实名制检测的实质是监控式管理,他们坚决反对。事实证明,在目前法制不健全,社会包容度还不够的情况下,强推实名制,不仅达不到管控目的,还会使感染者和患者对疾控部门避而远之。因为他们的隐私一旦被泄露,遭受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常坤认为,无论是实名检测,还是匿名检测,都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从大的方面说是为了防控艾滋病,从具体方面说是为了防止感染者流失。疾控部门认为实名制是为了便于追踪和随访感染者,并及时为其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了2.0治疗方案,强调早预防、早治疗。但在实践中,仍有大量感染者流失,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人知道阳性结果后,害怕歧视,躲避起来;另一方面是对医疗卫生机构和疾控部门的不信任,害怕隐私被泄露;再就是对治疗缺乏认识。现在艾滋病已不再是不治之症,只要定时接受抗病毒治疗,加强锻炼,患者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可以照常工作和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强调说:“强推实名制,人们可能更不愿意主动去检查。这会造成感染者和患者的流失,其危害可能超过匿名检测的危害。”。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甚至担心,实名制或致“黑市检测”出现。他说,随着试纸、检测试剂盒等新型检测手段的出现,社会上的一些机构也能开展检测。感染者和患者因担心在疾控部门检测泄漏隐私,会选择其他途径进行检测,势必会出现一个 “检测黑市”。

王岳还表示,所有疾病检测都需要实名制,“为什么只针对艾滋病,其他疾病呢?这本身就是戴了有色眼镜”。在王岳看来,铁道部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的难度要远大于卫生领域实行实名制,可铁道部实行了,卫生部门喊了这么多年,至今仍未做好。

 

    全国政协委员尚红、王健:“强推实名制的时机还不成熟”

 

    对于出现反对艾滋病毒实名制检测的呼声,尚红并不惊奇。她介绍,在很多国家,人们对于艾滋病的看法已经正常化,比如在美国,艾滋病患者和其他疾病患者是混合管理的。巴西已经立法规定,政府机关、企业在就业、招聘等方面不得歧视艾滋病患者;他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服务和管理很周到,在大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接受艾滋病检测;艾滋病群体与医生、VCT(自愿咨询检测)人员的接触很正常。

   “相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目前中国社会和百姓对于艾滋病的认识还不足,对患者和感染者的包容度还远远不够。隐私一旦暴露,会对他们的家庭、亲友和社会活动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尚红强调,一个宽松的环境可以保证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平稳、安定的生活,这对于政府的防治工作是有利的。

   王健对于尚红的看法表示赞同。他说,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最怕的就是隐私被泄漏。在他们眼里,社会歧视比疾病本身的危害要大得多。在眼下的社会包容度不够,歧视远未消除的情况下强推实名制,显然时机还不成熟。

   尚红和王健都表示,艾滋病实名制检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法律、公共卫生、伦理等多个方面,所以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能强推。当务之急是,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艾滋病的宣传,让全社会都能平等看待艾滋病,消除歧视。等到艾滋病真正被社会大众接受了,推行实名制自然水到渠成。

  虽然《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予以处罚;疾控部门负责人也表示,已有相应规定来规范医护人员的行为,患者不必担心泄露隐私,甚至表示从未发生过艾滋病患者隐私泄露事件。但在采访过程中,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仍然表示担忧:万一信息被泄露,对自己将是致命的打击。

    同样,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理事、艾滋病工作者常坤和全国政协委员王健对于疾控部门能否保证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隐私表示了质疑。全国政协委员尚红还表示,目前很多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本身就对艾滋病存在歧视,这会使法律的效果大打折扣。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介绍,目前我国对于隐私侵权案件缺少惩治性的法律规定,虽然在民法上有救济制度,但只是精神抚慰性赔偿,很难起到警示他人作用。2009年的刑法7号修正案倒是规定了机关单位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的,情节严重者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作为普通人最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政府部门如何从技术上保证自己的隐私不被泄漏。

   “从另一方面看,艾滋病实名制检测的争论也考验着政府公信力。在目前诚信体系普遍缺失的情况下,制度推行起来很难,成本也在上升。”王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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