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号晚上，我跟艾滋病女孩刘喜梅一同上北京。我们要参加19号关于输血感染者的一个法律研讨会。谁知道第二天，我们到达的时候，发现这个研讨会在当局的干挠下，被迫不能召开。我们只是和律师在一起吃了个中午饭。吃饭的时候，我就接到刘玉梅的电话，她说她的爱人任联合去世了。当时我难过得哭起来，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帮助他更多，他就匆忙走了。这段时间实在太累了，经常出差，因为家里有孩子要照顾，也不能长期待在河南。
第二天，我跟艾未未老师联系，他说可以给喜梅做个记录。
20号上午，我就跟喜梅一起，去往北京草场地，艾未未的工作室。
到达的时候，已经中午了，艾老师给喜梅做了专访，喜梅讲述她的经历时，一直在哭泣，而我坐在旁边也忍不住抹眼泪。她的经历，实在太凄凉了。
喜梅从小就是被抱养的。在她很小的时候，养父就去世了。
她十岁的那一年夏天，农村在打麦子，凌晨两点了，她还在脱粒机边帮忙。后来因为不小心，头发卷进皮带里，嫂子为了救她，把她拦腰抱住，但她连头发带头皮一起都被扯掉了。
当时坐着木车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喜梅的命是保住了，但她因为这件事，失去了秀发，不得不长年带帽子，也因为这一次救治，输了带有HIV病毒的血液，使她染上了艾滋病。
在喜梅得知自己有了这病时，已经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是她的二叔与哥哥，用爱挽回了她求生的生。
但她却在发病的时候，因为高烧，烧坏了脑部神经，致使她半身残疾。
因为对艾滋病的恐惧，喜梅不能在家里住，村子里的人也不让她在村子里住，她一个人在卫生院住了六年，所以实际上，她现在是一个只有三只猫在陪伴她的，艾滋病孤女。
艾老师当场捐助了刘喜梅4500元钱，还答应捐她一台电脑。
离开了草场地之后，我们回到北京，喜梅又跟艾滋病友国强联系。
国强因为献血感染了艾滋病，妻子也感染了，去世了。而国强的爱人，是个很热心的女人，她也是因为艾滋病失去了丈夫，他们俩是两个受到伤害的家庭，凑成的一对。是两个同病相爱的人。
国强一直在帮助身边的病友，去年喜梅到北京上访时，国强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喜梅见到他们夫妻非常开心。然后答应过来跟他们一起住。
就这样，21号，我跟喜梅搬到了前门，观音寺街住。
到这里住下后，不断有感染者病友来到这里跟我们会合。
也包括有我们的艾滋病草根组织的同仁孙亚。
当我看到这些从遥远的河南农村，来到北京的病友时，就决定，留下来帮助她们，当她们的志愿者。
休息了一天之后，到了星期一，病友们一起大概有四十人左右，这中间有老人，有孩子。有一个艾滋病家庭，夫妻和孩子都感染了，他们一家三口都来了，他们的孩子才两岁。另一个是丈夫感染了，妻子带着女儿才五岁来北京，还有一个因为身体不好，坐轮椅来北京。
当然他们的故事，我可以一个一个介绍，但我不想，我害怕你们听多了悲惨的故事，变得麻木了，就再也没有同情可以给他们。
我跟他们在一起，和孙亚，主动照顾大家吃饭，坐车。四十多个人，慢慢成了一个团队。
首先我是建议孙亚，教大家学习国家政策，理清自己的最基本需求。我们就开了两次集体会，然后每一个地方选出一个联系人，方便大家互相照顾。
孙亚在这次北京之行中，义务帮助了病友们很多。因为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的孩子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他很能理解病友们的心情。
第一天，大家去了国家信访部。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上访，我以前对这些从来不关心，但就是这一天，我发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我发现居然有很多守候在国家信访办门口的，那些像流氓一样，绝对没有政府公务员或官员气质的粗暴截访人员。
堂堂一个大国的国家级机关，居然会有这样一群人聚集，可真叫人感到奇怪！这不是对这个国家信访制度一个有力的讽刺吗？
当我站在信访办门口，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家，拖着一些拾来的空矿泉水瓶子在我面前走过，两个中年男人走过去，拽他的胳膊，并说："走！跟我走，你那点破事，来这里来干嘛？"
老人不走，他就硬拉。
我一步冲上去前，"你们干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没想到那个男人居然粗暴地拿胳膊顶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当时火了，"我干什么的？我还问你是什么人呢？我路见不平，你凭什么欺侮老人家？"
他们不理我，继续拉扯老人，老人的矿泉水瓶子散落在地方。我气极了，"你们他妈给我站住！你们站住！把瓶子给我捡起来！这时，跟他们一起的另一个男人出来打圆场，他说，好好，我们捡，他把瓶子捡起来，老人被他们带进车里，弄走了。
进了信访办，里面有很多人在等待上访。
我们需要排队。
他们告诉我，这些人中间，也混杂着各地截访的人，驻京办的人。
这一天，艾滋病友们，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排了很久的队，也只是拿到一张空白的表格。
但就在我们打算回到宾馆的时候，却出事了。
我走在最后面，因为害怕有人掉队。
病友慧香帮我搀扶着喜梅，喜梅走到门口，有媒体要求采访。这时警察，或者保安，或者流氓便过来驱逐我们。
其实他是没有理由，没有权利要求我们离开的，因为我们站在人行道上。
而且，我们也在慢慢行走。可当有记者在采访喜梅时，信访办门口另一些访民，就围过来，他们手里有准备好的材料和标误，我们扶着喜梅，镜头跟着喜梅，而其他访民就跟我们在一起，并且举着标语，他们齐声喊着"我们冤啊！我们冤啊！真冤枉啊！..."
而我走在他们中间，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悲哀，就好像此时此刻，我们脚下，是一条艰难而屈辱的路。我感受到这些老百姓，这些访民的困苦与不幸，眼泪又一次忍不住往下淌，为什么在我认为强大富饶的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人？
面对警察的驱逐，病友们非常配合，都继续往前走，可也许是因为大家的配合，保安警察越来越嚣张，也越来越多。后来一个警察居然在驱赶我们的过程中，将喜梅推倒在地。当时我走在前面，一转身看到那一幕，我都惊呆了！因为喜梅很有可能因为这样一摔倒就永远起不来。
她本来就是残疾，而且，免疫力相当低。我冲上前去，抓住那个将喜梅摔倒的人，用尽全身力气对他喊着，"你这个混蛋！你知不知道她是个病人，你就这样对待艾滋病人吗？你知不知道她的脚本来就行动不便！你还是个人吗？你回头看着这个被你推倒的人！"
我伤心地又哭又吼，"你们大家好好看看这个人的嘴脸！就是这个人，推倒了喜梅！"
接着警察又走过去抢记者的摄相机，喜梅虽然行动不便，却还冲上前去保护记者，保护摄相机。可这个时候，她的力气用完了，而脚也渐渐失去了知觉，一下子晕倒在地上。
我吓得哭得更历害，我喊着，河南人的回来，过来看看喜梅，然后大家走回来，围在喜梅身边，另一些上访的人也跟我们在一起，
她们纷纷给我们出着主意，有人叫我们直接不管，交给警察，让警察来负责，有人让我们直接抬到天安门去，当然，更多人让我们报警，并打120。
后来120来了，警察半天不来，警察来了之后，居然在两米之外，随便用手抄本问了个话，就走了。
120把我们送到佑安医院，喜梅因为用力，也因为生气，全身不能动弹。
到了医院急诊室，她醒了，但一直在哭，我一直在安慰她，抱她，拍她的背。
我知道，她是因为气，因为她没想到，警察会这样对待她！而她一直是被人关心的，同情的，没想到做为一个国家警察会这样粗暴地对待她，视她的生命于不顾。
到了晚上八点，喜梅仍然没有一点力气。双腿还没有恢复知觉。而另一边，大家似乎都惶惶不安，而且有人失踪了。
佑安医院因为专科医生下班，急诊医生不能安排住院，秋云提议还是打的直接回家休息，明天再来。秋云是一个草根组织的负责人，多年一直帮感染者维权，但她自己也是病人，这次来北京是为了看病，顺便照顾一下病友。
秋云叫来了的士，我将喜梅背上车，她很轻，很轻。比我宝宝还轻。
回到宾馆休息了一阵之后，大家又都聚在一起商量，明天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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